在浙江省慈溪市的越州阮氏
慈溪姓阮的人数不多，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列五千人之下的姓氏。现境七塘一带人们都称是绍兴移民，追溯阮姓祖先也来自绍兴。据《越州阮氏宗谱》记载，洛阳阮氏始祖宋靖公的第七代孙阮道夫，在宋开禧元年（1205），被任命为越州判官，来绍兴府只身工作十年，卸任后，被老百姓爱戴和挽留，就迁来家眷，定居在绍兴市内藕牙池边（现今的儿童公园），成为越州阮氏始祖。文天祥曾对他题赞词为：“爱民如子，民亦爱之如父母；为官如斯宜昌，厥后镜水稽山传不朽。”《越州阮氏宗谱》卷十第31页理一房记载：“17世孙宗文，配章氏，生二个儿子，名叫成铨、成富，迁住余姚崔陈路”。《越州阮氏宗谱》是民国十七年编纂的，当时的“余姚崔陈路”就是现在的庵东。另又有记载：“成铨，出生在乾隆四十年八月十四日，卒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二日，配徐氏为妻，生五子，迁住余姚东北乡下二灶”、“成富，生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十四日，卒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，配张氏这妻，生三子三女，迁住余姚下六灶”。从记载中儿子的名字和女儿嫁给的地方和姓氏，成铨与成富的迁住地点应该互换。但是，从中可以看出成铨、成富兄弟俩是他们父亲宗文迁徙到庵东之后，又分别迁住到下六灶和下二灶的（下六灶和下二灶是现在庵东镇的富北村和下一灶村）。另有《越州阮氏宗谱》卷十一第21页理三房记载：“19世孙廷芳，配石氏为妻，生一子，名茂贵，迁住余姚下二灶七塘下”、“茂贵生嘉庆二十三年六月一日，配杨氏生二子：福佑、福庆”。从而可以推断出越州阮氏是在乾隆、嘉庆年间迁入了慈溪。
洛阳始祖储（朝启），在宋太祖时任巡抚，一直为官到80岁，被封为宋靖公，他生绶和维两个儿子；大儿子绶生儿子仲轩；仲轩生儿子初；初生鹭和昆两个儿子；昆生谘和诵两个个儿子；谘生云和电两个儿子；电生道夫（洛阳七世、越州始祖）、德夫两个儿子；道夫生大韶；大韶生方和直（由绍兴城内迁入沽渚）两个儿子；直生继祖；继祖生邦和都两个儿子；邦生存儒、存承两个儿子；小儿子存承生文能、文兴、文明三个儿子；文兴生昱和昌两个儿子；昱生瓊（琼）、璫、琈、玘四个儿子；瓊（琼）生楷、相两个儿子；小儿子相生天佑、天两个儿子；天佑生大中、大安、大仁、大通、大廉五个儿子；大廉生朝雄、朝英两个儿子；朝雄生望宗、望用两个儿子；小儿子望用生士成、士龙、士某三个儿子；士成生肇贵、肇良、肇映三个儿子；肇良生宗文、宗周、宗德三个儿子；宗文生成铨、成富两个儿子；成富生思有、思贵、思德三个儿子；思德生启复、启盛、启顺、启廷四个儿子；启廷生茂纪、茂春两个儿子；茂春生笔者一个儿子。这就是笔者的祖宗世系脉络，看起来有点复杂，从越州始祖繁衍到笔者，也只有22世（代）。
据《越州阮氏宗谱》卷十第34页理一房记载：“思贵，配应，无嗣，同治癸亥（公元1863）兵燹失踪，无考”。《越州阮氏宗谱》另有“迁住慈溪海盐庙、东山头”等记载，需要后辈人考证。据茂钜大爹说，太平天国军队来慈溪的那年，笔者祖上无钱缴纳丁捐，曾祖父和他的二哥被太平军拉入壮丁队伍服役，第二年九月太平军在宜兴打了败仗，几乎全军覆没，18岁的曾祖父与他的二哥走散，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只身步行几百里返回了家乡，成家立业，海水煮盐。笔者的爷爷因为奶奶个子矮小，不适从事繁重的煮盐劳动，就移居于七塘之南耕种，从此后人就离盐从农。
世事多变，六十年后，南宋王朝在骠悍的铁骑烈马下消亡，元兵血洗绍兴城，奴化汉人。阮氏家族作为宋朝遗臣后裔，遭受蹂躏。阮道夫孙子阮直，字叔绳，以“宁可吃不饱，也不会屈膝”的民族气概，厌恶战争，为保全家族避免战火，选择了迁徙到沽渚乡野，来到相传因越王勾践称炭而得名的称山脚下曹娥江畔隐居。他认为，称山的形状好像是一只头向东南的卧虎；弯曲的曹娥江好似一条活着的游龙，可谓是“虎哨龙吟、王者之乡”的宜居之地。
越州阮氏家族定居之后，叔绳公在曹娥江边建了一座凉亭，取名为“望江亭”，闲情时常邀几个好友饮酒赋诗，路人常闻此地有吟诵之音，久而久之人们视作为“虎哨龙吟”之地，因而得名为哨金（吟），上世纪曾为哨金乡辖区，也是鲁迅先生笔下润土的家乡。
沽渚，现属上虞市道墟街道辖区，越州阮氏的定居点，建有“阮氏宗祠”和“阮氏墓园”。其中原委可从叔绳公《雪夜偶成》诗析获，“避地沧江上，频年欢索居。兵戈人易老，风雪岁将除。子孝贫无害，亲安乐有余。自怜缗饵薄，不钓渭川鱼”。 这是阮直自绍兴城内迁出，刚搬到沽渚所作，流露出他淡然的心迹和漂泊的轨迹。
虽然他的晚年生活很清贫，但是对越州阮氏的命运转折，子孙繁衍的继往开来奠定了存在。称山西侧有个湖泊叫渚湖，“阮氏宗祠”建在湖的西岸边上，解放后曾为小学校所，现为沽渚村民委员会办公所在地。《越州阮氏宗谱》还收录了“阮氏宗祠”建筑的全貌和周边村落的绘制图。蜕严道人对阮直的为人，有如下的评述：“称山苍苍，渚水泱泱；先生德泽，山高水长”，这足以说明他对阮氏家族定居的接纳，也是对他社会地位的认可。
慈溪的移民与当时的政策有关，据《余姚六仓志》记载：“乾嘉以来丈地分丁，近数十年山会客民入境，愿赁卤地刮泥摊晒蒸卤为业，六仓丁户悯其穷无所依，既赁之地，或弛其租，由是来者益众，生齿日繁，滨海一带自成风气。”清政府的盐税由“按丁输银”，改为“摊丁入亩”之后，实施了“丁归地征，而丁课始改为地课”的政策。盐民的赋税由人头计征改为滩涂面积起征，以生产资料计算，税负合理。地处曹娥江边部分贫穷的越州阮氏盐民后裔，穷则思变，也纷纷东迁至杭州湾南岸的盐场，从事租赁滩涂煮盐。从清雍正四年到同治九年慈溪人口翻了四倍，除了自然增长因素之外，这阶段的移民规模是慈溪历史上的最大一次，使移民覆盖了整个庵东盐场，劳动能力的增加，盐产也随之增长。据《宁波盐志》记载，庵东盐场的原盐总产由宋末元初的1800吨，上升到清乾嘉年间的9214吨。使杭州湾滩涂的制盐产业兴起，也为无产者提供了一次创造的机会。七塘一带的人们说话口语，至今还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。迁徙是人们的一次抉择，也是一场苦难，但又是一种机遇。他们以勤劳、善良、刻苦、诚挚的精神酿造了盐业文化，在慈溪定居下来、繁衍生息，为慈溪历史辉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，功不可没。
《越州阮氏宗谱》记载，在清乾隆四十年左右，越州阮氏十六世孙肇良的大儿子宗文从绍兴沽渚（1954年前沽渚属于绍兴县管辖）迁移姚北崔陈路（庵东），然后，大儿子成铨定居下六灶，小儿子成富定居下一灶，成富就是笔者爷爷的爷爷，他与海水煮盐结下了世代的情缘。
我国历史上的海水制盐方法大同小异，主要分为炼卤和制盐两个阶段的工序。慈溪的制盐在清咸丰二年之前都是采用刮泥法炼卤和盐灶熬盐，塘外的“白地场”经海水浸泡过后，留下咸分，干燥后的地表会泛起白色的粉末，俗称“盐花”，人们用工具把含盐量较高的表土连同盐花刨起，让太阳把泥土晒干，然后收集起来，这些晒干后的泥土称为“生泥”，也就是制盐炼卤的原料。
炼卤是海水制盐过程中最繁重的体力劳动。炼卤要经过摊泥、刮泥、抄泥、集泥、挑生泥、整漏、淋卤、盘卤等工序，每道工序都是露天操作，靠体力完成，而且太阳越是猛烈越有利于制盐，由于风吹日晒，盐民的皮肤都呈咖啡色。“晒盐佬，晒盐佬，担担生泥压弯腰，吃的糠菜粮，烧的狗爬灶，住的火洞舍，穿的破衣裳，死了不如一根草。”这首流传在盐区的民谣，就是过去盐民的写照。仅管盐民的皮肤被炙热的太阳晒得乌黑发亮，为了微薄的收获，还是希望天天出个猛太阳。
宋初词人柳永“煮海之民何所营，妇无蚕织夫无耕。年年春夏潮盈浦，潮退刮泥成岛屿。风干日暴咸味聚，始灌潮坡溜成卤。”一首《煮海歌》为盐民记载在历史的文化里。在大自然的造化下，积沙成涂。庵东盐场的“煮海”之民，继承先辈之业，能驾驭潮汐的喜怒哀乐，能解读天地的风霜雨雪，使用水来土挡、筑塘成陆方式拓展疆域，我真的佩服祖辈们生存的适应性。盐作为我国最早唯一的商品，他们痴情地为自己的生存和单一的品种生产而拚搏，在民族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上留下了劳动的轨迹。
任何产品因为经过了交易的环节而成为商品，社会有了商品交易而繁荣了市场，人类有了市场经济才会讲究效益，效益是“优胜劣汰”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，只有竞争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。慈溪的制盐产业历史演变，真正验证了这一规律，盐既是政府的财政来源，也是无产者赖以生存的依靠。
制盐已成为慈溪的过去，连同我们的祖辈消逝而去，载入史册。而慈溪人的血脉无法改变移民文化、围涂文化的存在，祖辈们的音容笑貌还遗传在我们的基因里；祖辈的产业可以消逝，而祖辈们勤劳、刻苦、奋进的精神值得我们子孙后代传承！
注：①《越州阮氏宗谱》共二十二卷首一卷，由阮彬华、阮廷藩纂修，陶念钦封面题词，民国十七年(公元1928年)世懋堂木刻活字印本。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、南开大学图书馆、河北大学图书馆、吉林大学图书馆、浙江省图书馆、杭州大学图书馆、绍兴图书馆。
在阮先羽前辈的帮助下，我也找到了{:1_14:}{:1_14:} 谢谢您的关心！{:1_12:} {:soso_e179: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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